Lisboa

我从小喜欢乱涂乱画，最出名的作品是和弟弟一起在姥姥家墙上用一个下午合作画了一幅《苏军攻克柏林》。画中坦克、战车隆隆前进，枪炮声声震人心魄。可惜当时没有资深艺术评论人走进我姥姥家的卧室，只有我姥姥欣赏到了这幅巨作。后果可想而知。

相比画画，我更多地在写字，但不是像爸爸那样写书法，而是一直用一手龙飞凤舞的字在不停地“创作”或“记录”。编东西一直不是我特长，小说我肯定写不来。高中时是写诗的鼎盛时期，浪漫程度和煽情能力却也不及很多文友。诗朗诵比赛依靠原创得到二等奖，听众感受到娱乐带来的无限趣味，笑得很开心。

话说写字其实有很多种障碍，这些不好的东西制约着我和我的朋友们，使大家不能把想写的东西写下来。我这里主要是指记录性质，不是那种创作小说的行为——一笔、一纸、一孤灯。我做不了那样的事情，传说当年明月就是这样写《明朝那些事儿》的，佩服。

现在工作乱忙，我感觉到不能写字的最大障碍是时间破碎。针对这个问题，阿强前些日子提示我说，可以用笔记体，把感触记下来，有空的时候再行整理。十分搞笑的是，这本来是我早先出给阿强的主意。他总是希望写出来的文章都极负责任，因此下笔非常慎重。

除了时间，第二大写字障碍是胆略。我绝不认为很多人较少写字是因为不敢写，我认为大家是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写作。其实在生活中写作能覆盖的事件是极为广泛的，可能人们因为对写作的生活方式不太熟悉，才想不到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把它写下来。朋友们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会聊很精彩的话题，这些东西如果能记录在纸本上，就都是不错的文字。

第三大障碍是想不到在某个时刻该写字，这个可以称之为时间感。我有的时候也犯这个毛病，但我宁愿在随后抓紧时间补上，有时候在一片漆黑当中用笔在本子上盲写。如果你错过了写字的最佳时刻，遗忘很容易占领大脑的高地。这个时候应该果断地发起反扑，把该记录的事情回想起来。这个习惯似乎对延缓衰老也有帮助。

第四，有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及时将文字倾泻到纸面上，有事耽误了我第一时间写作，第二天我就会遗忘一部分。不及时写作和懒惰会带来灵感浪费。对写作较少的朋友来说，也许两个月才有一次非常想写点东西的冲动，到那这个时候忽然停电了，他要去修理电闸，回来再坐下时就觉得不想写字了，不如去看一下DVD。很多意外情况劫走了我们的写作欲望，对抗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果断：果断下笔、果断追忆。

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刘子歌出名的原因之一是“喜读《道德经》”

北京奥运会引发了无数话题，但整体看来也仅仅是一次大型爆炸而已，火苗熄灭的速度与燃烧的速度相似。刘翔退赛的事情曾霎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全中国人民瞬间分成了挺翔派、鄙视派、猜疑派和心疼钱包派，可惜奥运会结束才不到一周，事件的影响力就大大减小。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奥运的实际热情多不纯粹。

对刘翔、姚明、郭晶晶这些已经成名的运动员来说，重复炒作的“回报率”都不会太高。但有一些运动员的涌现，必将引来大额注意力投入，他们也将成为下一个奥运周期中最闪亮的明星。本届中国代表团唯一一枚游泳金牌获得者——200蝶泳金牌得主刘子歌就是这样的人，舆论声称她的名不见经传来自游泳队的雪藏。除了“女子游泳新一代领军人物”的头衔外，她“爱读《道德经》”的独特一面也为各路媒体争相报道。

游泳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即便是庄泳、钱红、乐静宜、罗雪娟各自的时代，中国也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世界游泳强国。人间有神，名曰迈克尔·菲尔普斯，中国人则更希望水立方碧池之中有自己的神人。罗雪娟曾以“感谢憎恨我的人”为性格宣言，她的道路酷似明星走过的红地毯，奢华而魔幻，激越而短暂。时过境迁，刘子歌作为游泳队的新星横空出世，她的风格与罗雪娟完全不一样。

从这个年轻的东北女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美好的品质。刘子歌非常淡定，笑容很讲尺度，言语中少有激动。她在训练中一贯很投入，杂念极少，善于平复内心的波动。这些品质在媒体的眼中，急切地被归纳总结为中国人应高悬头上的金科玉律。这种方法酷似炼丹，只不过丹药所需配方用得颇有特点，并非每种药粉都可选用。像罗雪娟的张扬个性，就很难作为大力丸的药粉，火气太重，缺乏温柔，实在不符合东方伦理。

刘子歌的确与众不同，她是非传统“好学生”。中国教育产业生产线的终端产品中，有一种在质量检验上打分完美的货，但是用起来手感不好。一大批好学生高分低能，考试技术高超，但不具备劳动技能层面的悟性。刘子歌与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非常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但至关重要的不同之处使她成为万中选一的“上品”。她在看似枯燥无味的训练生活中随时能找到乐趣，并且优雅从容地告诉人们“《论语》和一些哲理故事能给人以力量”。

我从来没说过高三有多难过，因为其中的确有乐趣，只要方法得当，生活不至于水深火热。身为奥运冠军，刘子歌的奥运备战远比高三艰苦，乐趣也更少得可怜。比我这等凡夫俗子要高明，她在更苦更累的时候能坚持专注。而待到放松享受的时候，她又去挑战“读《道德经》”这种我等认为甚苦的事情。杨澜女士在访谈中吃惊地问刘子歌“你在《道德经》中能读到什么？”这句提问本身蕴含着对奥运冠军的文化理解力的怀疑，人们期待着从刘子歌的回答中了解她何以成为这样的人。

“比如上善若水，它讲的是水虽然平淡，但它实际上非常有内涵。读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对心境非常有用。”当日复一日的生活的合理性遭遇挑战时，人们需要引入更强大的终极真理来尝试作出解释，更多的人在稍微努力后便终止这不切实际的企图，但有一种人会用超然的平心静气来抵近智慧。刘子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用一种常人不能想象、甚至花时间去理解都有困难的方式，来诠释了一个奥运冠军的形象，这显得十足新奇。她是一个不能被复制、不能被代替的人。

在平淡中发现乐趣，实在是太需要慧根了。勤勉倔强的跳水女皇郭晶晶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金之后才发现，自己最享受的其实是平平淡淡的训练。19岁的刘子歌在没夺金之前就已经习惯这样看问题了，这真是国人最该向她学习的地方。至于包括教练金炜在内的很多人担心她是否会为盛名所累、因为必须要被树为中国游泳的形象大使和吉祥物而受到打扰，我想也许仅仅会成为一种担忧罢了。

整个世界正在玩一种游戏，玩家们自以为是，用金钱、名誉、欲望、时间来交换着一些悬浮于空中的东西，并共同体会窥探的乐趣、发泄的愉快、诋毁的快感、搅局的魅力。扒去发霉变质的外皮才会发现，生活在世界内核中的人们，其实早就明白自己的使命——走下神坛的罗雪娟明白，刘子歌将来也自会明白。

本文选自《小声说》第十一期《2008进行时》B版，欢迎访问《小声说》官方网站http://smiletalk.ivyb.org/

沙滩足球和室内足球可以考虑引入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男足比赛，以比较圆满的结果告终，令各方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阿根廷男足历史性地卫冕成功，不能使国际足联和俱乐部们忘记那些不愉快。梅西成功了，巴萨最终也成了“好人”，但巴西队的拉菲尼亚遭到了沙尔克04队大额罚款的严肃处理。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也没在这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达成所愿，他向欧盟申请劳动保障法规豁免很可能不会被通过。

    在参与“奥运足球向何处去”这个话题讨论的中国人中，黄健翔的观点是我比较支持的。他的观点是让沙滩足球和室内足球进入奥运会，代替11人制足球比赛。实际上奥运足球怎么改制这个问题分两部分，首先是目前的11人制比赛以后怎么办，其次才是奥运足球比赛到底踢些什么。目前考虑前者的人居多，考虑后者的比较少，因为沙滩足球和室内足球的影响力还远远不能与11人制足球相提并论。

    在欧洲，一些有冬歇期的联赛会组织室内足球比赛，11人制足球俱乐部中的大部分也会组队参加这些比赛。室内五人制足球的场上队员比较少，相对来说球员个人的运动量要少一些，但比赛的速度和技术水平并不差，因此很多俱乐部将参加室内足球比赛当作在冬歇期保持球员状态的一种方式。当然，在巴西有一些室内足球运动员并不踢11人制足球，不过这些人是少数。

    沙滩足球则是另外一种状况。这项运动在热带国家盛行，在有海滩的旅游城市，很多喜爱运动的人将沙滩足球当作一项很有乐趣的娱乐活动。光着脚丫踢上两脚，在沙滩中奔跑、翻滚，感觉的确更让人陶醉。但是，除了巴西以外，沙滩足球的正规化程度不够高，它的俱乐部组织水平甚至赶不上室内足球。在坎通纳的努力下，沙滩足球世界杯今年才第一次在欧洲举办，选址在摩纳哥，下一届则将在法国举办。

    这两种“次要足球”具有一些共同点：运动员更少、比赛节奏更快、娱乐性更强。当然，他们共同的弱点是商业化程度低、观众比较少、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大赛。

    此时恰好与排球运动作一比较。排球本来就是室内运动，在球馆内隔网相对，双方各六名球员参与比赛，你来我往。沙滩排球运动则是排球的“次要比赛”，它的参赛队员只有每队两人，且在室外的沙地比赛。目前，沙滩排球和排球都是奥运会比赛项目，沙滩排球的影响与日俱增，不过看起来和排球并不是同一个方向，它的休闲体育性质显现得更强烈。

    有不少运动员兼打排球和沙滩排球两个项目，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巴西的雷内塔、中国的前国手池蓉、熊姿等等，美国女排也有一些球员兼打沙滩排球比赛。两项运动对球员身体和技术能力的要求差异不太大。而商业化运作的联赛较少则是运动员兼打两个项目的原因之一，沙滩排球的世界巡回赛反而相当于排球的联赛，甚至更类似于网球的双打组合，一年的比赛全部参加下来，总量也是非常大的。

    在足球场上，我们可没见过有谁踢11人制足球的同时也参加沙滩足球比赛。但沙滩排球对排球的影响可以类比帮助我们思考沙滩足球对足球的影响。国际排联一直对各个国家队纷纷向高大化发展忧心忡忡，他们曾经推出过“限高”比赛，规定参加此比赛的男排球员不得超过1米85，女排球员不得超过1米75。但是这项比赛的发展非常不成功，因为对球员的身体作出限制等于人为减弱了比赛精彩程度。

    国际排联的另一大烦恼就是如何倡导攻势排球。论场上对抗的激烈程度，排球因为不存在对垒双方的身体接触而被称为“优雅运动”，因此不能得到很多追求刺激的粉丝的垂青。因此国际排联只能让比赛进行得更快、扣球变得更有威胁。

    于是，他们推出了双自由人规定，今后的排球比赛每队球员报名人数增加至14名，其中自由人位置允许再报一名替补。虽然双自由人还不能同时出场，但是每支球队都可以利用增加的名额，将防守出色的球员换上到后排负责起球。这样，网上实力强大的球队更不用发愁高大队员的后排防守问题，他们一心在前排扣球就可以了。

    这项改变带来的结果将是欧美球队相对亚洲球队的优势更大。允许后排多上一名防守球员，等于替身材高大、防守欠佳的欧美球队解除了后顾之忧，亚洲球队则根本不需要这种帮助。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排联和国际足联面临的很多问题实质上是很相似的。他们都希望比赛能更好看，这样才能保证自身利益和名誉不受损害。国际排联的改革，目的是让比赛更激烈；流产的限高比赛则想避免激烈变得畸形。国际足联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应明确足球要在奥运会上展示什么。

    排球世锦赛和奥运会的精彩程度的差距，比足球的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差距要小得多。这正是因为，国际排联将奥运会定义为最高水平的国际排球比赛。国际足联既然不能动摇世界杯的位置，就应该尽早果断地放弃将足球与奥运会的“三更精神”相勾连的痴心妄想——更何况奥运足球并不能为国际足联带来什么利益。

    国际足联应该屈服于奥运足球吸引力不足的现实，将11人制足球恢复到青年足球赛事的级别，纯粹U21甚至U19化。与此同时，将奥运足球比赛的亮点放在引入沙滩足球甚至室内足球上。这样，一项新的明星赛事可能被国际足联一手打造出来，其带给国际足联的收益和荣誉将使人们忘记那带来无限烦恼的11人制奥运足球比赛。

    北京奥运会的沙滩排球比赛场是所有项目中最欢乐的场地，观众们几乎从未停止舞蹈与歌唱。这种过节似的气氛才是奥运会应有的，沙滩足球也具备类似的风格。而且，事实上从事沙滩足球运动的国家和人口并不在少数，如果国际奥委会真正承认奥运会有助于普及全民健身的群众体育，那么沙滩足球毫无因为应该进入奥运会。

    至于室内足球，等条件成熟以后再说不迟。奥运会的11人制足球赛就向更纯粹、彻底一些的方向改进吧！

本文选自《小声说》第十一期《2008进行时》，欢迎访问《小声说》官方网站http://smiletalk.ivyb.org

圣火传递吸引无数民众跟跑，布料生产商紧急加工红布大量生产国旗，奥运经济的一个小侧面让我们看到奥运掀起的大风潮。虽说爱国没什么奇怪，人们的激动和喜悦也十分正常，但这只是奥运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而已。时至今日，看似风波已基本宣告平静，藏独事件、抗法事件、护跑员争议都已经成为水面涟漪，北京奥运的全面展开也已蓄势待发。有识之士已提出应尽早思考后奥运时代的诸多问题，大量国民也纷纷表态看或不看奥运会的比赛。应该说，奥运会的种种表象并不能掩饰这个现代社会庞然大物内部隐含的问题，其中的要害便是奥运会的主办目的。

现代奥运会有两大特点，一是与政治密切关联，二是为实现商业目的进行大量操作。后者已为众人所熟知，前者被逐渐认识并取代了后者本应占据的观众眼球。古代奥运会是一种宗教仪式，现代的又何尝不是？里芬施塔尔的杰作中，分明看得出纳粹主义的种子顺风飞散；莫斯科奥运会与洛杉矶奥运会的双重抵制，彷佛一场虚拟的摔跤比赛。正视奥运会主办国的政治目的，对调整观赛心态很重要。因为在竞技比赛的对决之外，必然有一系列的手段用来隐约或明确地展示意识形态，“和谐之旅”也是如此。

但是，北京奥运会应该展示中国的什么品质，这个问题我们并未看清楚。非常遗憾，从达尔富尔问题引发运动员联合表示将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的国际态度就没能明确地表达北京奥运会的真正目的。虽然不可能像公开广播一样宣告，但中国无疑应该学会利用奥运之机宣传恰当的理念的方式。用环球圣火传递中的护火与反击表演来反衬藏独的可耻与西方媒体的片面，是极端失败的宣告。奥运会这种大型事件的目的，必须确定为一种能为大多数受众所接受的文化。不管中国政府是有意还是无意，将藏独这类极具冲突性的观念传达给世界，无异引火烧身，不够明智。矛盾的后一阶段集中表现为对CNN等西方媒体不实或反华报道的抗击，这个目的实在无法与奥运这一人类盛世相匹配。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国际交往经验缺乏，使他们在奥运圣火传递中错失了绝佳的表演机会。一系列短视行为的根本，是中国政府将奥运矮化为一个国内影响大过国际影响的事件，他们将煽动国民爱国情绪视作最重要的目的，而放弃了在国际舞台上表演中国大国风范的好机会，十分可惜。风起云涌的抵制事件和所谓“爱国”风潮，使中国政府达到了一些内政方面的目的，但其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中国国民对待奥运和圣火的幼稚情绪使国际社会无法不看低中国主办奥运过程中的潇洒程度，这是一种气质上的失败。

中国为什么要办奥运？这个问题问起来，怕是比一切关于奥运的问题都难以作答。1964年，经济崛起的日本获得奥运举办权，东京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日本人需要奥运会的机会来展示他们身为奋起的战败国面向新时代的精神，对外展示日本的重新崛起，对内调动国民的竞技精神，使他们蓬勃向上。反观北京奥运会，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应展示自身的什么风采，引发全球注意力的何种关注，这些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全部模糊不清。身为中国人，我既没有在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宣传中看到展示中国快速发展的与以往不同的角度，也没有看到奥运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中。它只是浮在半空中。

确定奥运会的主办目的的确是一件难事，也许中国所处在时代背景过于纷繁复杂，使我们终于等来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时，反倒不懂得怎样珍惜。战战兢兢地面对台湾政局变动，谨小慎微地对待过热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失调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也难有1964年的日本那样单纯的环境去思考奥运的目的。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问题绝对是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彻底攻克，并在奥运的准备、举办和后续宣传过程中坚决全面贯彻的。可以说，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确定奥运目的的重要性。在思考奥运目的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完全有机会来重新了解民众对生活的理解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欲求，有机会重整政府当局与媒体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有机会深挖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存部分，有机会与各种利益集团展开非常直接且高效率的对话。因为执政能力的不足，奥运最终被简化为一个普通项目，而不是一个政治工程。

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已不足百日，纠正奥运目的已经来不及了。中国只能努力保障奥运会的正常举办，避免出现重大问题。失去机会是次要的，如果出了差错问题就大了。已被调动起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在外国人大量涌入观赛的一个月中，很难保证杜绝冲突事件。安保成为目前奥运准备阶段的重中之重。中国政府对紧急动员的熟练，令人看到计划经济时代遗产中的亮点。只是由于理念的落后，高速集中的资源很难如愿应对突发事件，使其妥善圆满地解决。

反思奥运目的问题，我们更看到当今中国集体意识形态的缺位。“中国人缺乏信仰”这一老话恐被重提。当然，寄希望于数亿国民协力关注某项高度精炼的集体意识形态概念，除了“和谐”，别的也实在没有了。对竞技体育的拔苗助长式理解，以及对胜利的片面追求，使中国人更无法从奥运中体会到更多的人类文明精华。中国人应该在奥运中体会到什么？从现在来看，不乐观地说“看了就忘”应不足为奇。有时的确不敢想象，如果刘翔未能夺取110米栏金牌，中国人会怎么看，被低能的媒体放大之后的“群众观点”又将是什么样子。奥运内涵中的宽容精神，在中国人对金牌的崇拜面前，显得黯淡无光。

如果能够回到几年以前，重新思考北京奥运会主办目的这一课题，中国能做的事情肯定很多。不要空洞地宣传和谐，要明确地解读奥运蕴含的体育精神和竞技文明与中国文化相交叉的部分。运动员有运动员的追求，民众有民众的收获。前些年北京大力倡导文明，宣传市民学习外语，这都是很好的作为。青岛市加强环境卫生，宣传市民对八方来客以诚相待，也很不错。这些东西尽管朴实无华，却是真正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理念。试想，一场巨型比赛只不过带来了潮水般的观众，短短一个月之后，赛场重归安静，什么都没有留下，城市却经历了一个月的“胀肚”状态，难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本应该消除恐惧式理解，却没有做到，从此以后将给奥运蒙上阴影。

奥运结束之后，想必是大批人将加官进爵，封赏赐金，所有机构和人物共同邀功，各级单位弹冠相庆。谁能停下来思考一下得失问题，并且大胆作出功不如过的推断？一定没有人能做到。因为在大事件面前，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忘却失败与教训。体育比赛中多少次的失败也没改变举国体制的落后状态，我们又怎么去期待在“必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之后，它能够自我更新呢？我们已经自我定位将主办一次人类最成功的奥运会了，它又怎么可能失败？

本文发表于《小声说》第八期《抉择——我的关键时刻》B版《二过一》栏目。

在围棋中有一个名词叫“脱先”，大概是指率先从激战的区域跳出，在平静的地带下一子。我偶尔看看围棋解说，发现棋手们对“脱先”的应用都很讲究。“脱先”可能相当于普通生活中的“跳出事情看一看”。

大部分的人，生活大体上是平静的，柴米油盐，上学上班，尊老爱幼，爱岗敬业。铤而走险者是社会中的极少数，英雄豪杰的出现也是小概率事件。普通人要面临的抉择比较少，抉择往往显得很关键。比如，高中毕业了要报考大学，就要选择专业和学校。这个选择能很大程度地左右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就要慎重决定，多多征求建议。在工作岗位上，可能面临一个新的有挑战性的工作，选择它就会满足很多事业上的追求，同时也要冒很大风险，比如进入不了解的行业，从事没有经验的工种，与不熟悉的人共事等等。搬家也是一种抉择，孟母三迁是为了给孩子好的成长环境，这位母亲被形容为伟大的原因，与她的坚决不无关系，一般人不具备这种果决的品质。

人们在抉择关口时常常犹豫，这是正常现象。如果要对自己了解的问题作出选择，那么人人都不费吹灰之力。如同球星梅西带球进入禁区，是将球传给埃托奥呢，还是自己射门？当然了，梅西也面临与他的职业水准相同的抉择，比如本队正0：1落后于曼联，想赢就要赶快进球，这时他就要谨慎处理皮球了。普通人遇到问题时会先陷入困惑，为了了解自己要作出的抉择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人们要去收集足够的资料。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国外即将就读大学，她在选择专业之前，先了解两个不同专业的特点。一个专业有利于就业，但不是她一贯修习的学科；另一个专业她很熟悉，但并不容易找到工作。只有充分了解各个选项的优缺点，她才能作出好的选择。

我有一个很出色的朋友，她做选择的习惯是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列举出来，每种选择涉及的制约条件都依次作评价，用类似数量化的方式去给每个选择打一个分数，最终选择分数最高的一项。虽然她的选择未必是能够出现的选择中最佳的，但却绝对是她能想到的选择中最合适的。这样的方式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对自己一直关心的亲友们，使他们都支持自己的决定。

不过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在抉择这件事情上使用足够的理性，因为同时面临的诱惑堆积如山。在感到迷惑的时候，选择“脱先”，即跳出既有的框框，争取保持冷静，使自己能够心态平和地面对选择，是一种不错的策略。当然，“脱先”的专业含义中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在混乱中期待对手的动作，随后自己再投下关键一子。那么，我们在现实抉择中的“脱先”，实际是说让事情继续发展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后程的种种迹象，再作出稳妥的决定。

我经常会选择旅行或游玩作为一种“脱先”手段。游历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虽然它对当下待解决的矛盾可能帮助不大，但它能够相当好地调节人的心理。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作出好的决定，就是因为辨识能力暂时被阻隔在疲劳状态，从而无法区别不同性质的条件。把面临的抉择暂时放下，去散散心，应该是很多人也尝试过的调节方式。不过，能够放下心去“脱先”，也需要一种勇气，即将抉择的紧迫性从其复杂性附近剥离，不让解决问题的急切心情去十分关键的思考环节中添乱。

生活中经常选择“脱先”，和棋手选择“脱先”，都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效果。但也要切记，不是每个场合都能应用“脱先”策略的。如果抉择已经近在眼前，必须当机立断，就切不可搞错环境，离开问题核心，那就成了“临阵脱逃”了。

本文发表于《小声说》第八期《抉择——我的关键时刻》A版。

我们指责许知远写书和说话都漫无边际，不利于青年读者汲取精神养分；我们艳羡加缪、金斯堡时代青年人们的乌托邦精神，因为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相信那个时代可以复制；我们会集体呼吁《号外》早期的精神，哪怕文化研究专家说香港文化其实很贫瘠。

人们在不同场合争论不休，为这个时代的“信仰”辩论，针锋相对的对话演化出了极端行为、狭隘民族主义、武力攻台速胜主义者、圣火保卫主义者等等贴着不同标签的人。在迷迷糊糊面对世界向前走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有点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至少有一大堆人在反对精英主义，强调自己为生命掌舵才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有太多的人还是在迷茫中摸来摸去。生活本来就是一处没有墙的房间，边缘其实在人心中。如果说读钱穆学国学可以增进内心对传统的亲近感，那么余英时批判郭沫若剽窃的笑话文就只能作为业内八卦来看。重要的东西在当今时代，看起来是把文化延伸到一切用钱换名的事业上，而专注于研究证券投资曲线的人们却在奋力判断奥运之后经济会不会走下坡路。

中国未必处在一个虚妄的时代，我们却绝对生活在一个悬空的时代。很多人会常常感觉到生活中没有抓手可以帮助自己，更多人则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理想被形容为典型的不切实际状态，而它也确实是用来表征一种不能实现的环境。能奔向那个方向的人们大多数是孤独的，为筹集金钱、抵挡诱惑、适度抗拒亲情友情的“关怀”和战胜自我与生俱来的怯懦而努力。

大生活之下是规规矩矩的小生活。早晨起来找不到昨天想穿的那件绒线衫，是因为妈妈来了以后重新布置了房间。电视剧中的孩子会觉得，被改变了的室内陈设只不过是以妈妈的思维为起点，怎样对接这种设定上的不同，使我非常期待刚刚路过的报亭中有售的《先锋家长》杂志。而惆怅会准时在妈妈要回老家的时候升起，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在亲情的笼罩中彻底长大。

去年我曾说“出门旅行是件正经事”，栋兄遨游苏沪宁后感叹说我的话实在有道理。黄山大雾没有挡住我对它的峻峭的畅想，当年的厦门暴雨却浇灌了我前面说的那句“名言”。目前的认知能力使我们经常觉得无力解决生活中面对的一些问题，素材不足就画不出画，这是显然的。为未来发愁的紧迫性，一般比不过为当下发愁的郁闷感，但是前者的重量和时间长度要胜于后者，于是一些被压垮的人像僵尸一样飘浮着。

想连接从大世界到小世界的整个链条，非常极其以及特别困难。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只因为年轻时候浪费精力的能力一流。阅读不能代替品尝生活中所有酸甜苦辣的过程，顶多能在脑海中呈现一些幻象。无知更将拖人们的后退，使大家盲从于大众传媒的牵引，无意中导致整个时代走向一条歧路。

并没有现代的先知能教导我们该怎么办，即便是心理辅导也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代际与圈子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信息，常常会使人动摇，令人更相信“江湖险恶”。然而世界美好的一部分也被描写得天花乱坠，和谐社会下人人都像一朵盛开的花，请问我们何时会凋谢呢？做久了“专业鼓励者”，偶尔也会感觉到内心充满了污浊，大概是吸取了太多别人心里的沉闷，堆积在自己心里过久，又没有清理吧。

老老实实做好生活中所有的作业，这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短短的周末两天，是飞奔去赶场参加活动，还是去和亲人团聚絮话，抑或是在家里睡大觉呢？生活节奏过快是透支生命，过慢是不负责任，可是中间状态又在哪里。越是迷失、悬空，我们就越不容易看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划分标准。大脑转速太快的人会因为胡思乱想过度导致恐慌而死，无疑这是信息和想法泛滥时代的新病症。

做什么事才是正经事呢？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已经决定回到传统中去，以免小树本来就身体单薄，终将被大风连根拔起。于是，上个月我做的事情包括：读钱穆的书、听滚石台湾民歌精选、去看很多民间手工艺的报道。

本文发表于独立聚友杂志《小声说》第七期《搬家》D版ST个人专栏《看海途说》。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我相信我的学术血统中已不能泯灭关注政府、关注政治这一成分。没有关注两会的行管人士，都是不合格的，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去年，在上海地铁中，我曾在等车时热读《十7大报告》，引致同乘旅客惊异的目光。这种现象并不能证明我有多特立独行，反而是我国普通公民对政治极为陌生之现状的剪影。

今年两会，我为继承既往的视角关注之，恢复购买《21世纪经济报道》并每日阅读其报道，还经常收看有关的电视节目，意图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精力来满足自己专业上的爱好，也算是身为普通公民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我更加清楚，在诸多大事交错的2008年，两会传出的很多消息，正式与非正式的资讯，对未来中国的前进道路，都将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概括总结此间点滴感触，即为本文，谨献给在转折年代勤于思考、坚持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

面向未来，正视转折

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我看来，迫于压力的成分要远远高于创建性。服务型政府是一种理想化的政府机制构想，其社会经济基础必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制和健全的公民社会。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快速实现的条件，但中央政府坚持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愿景，可以算是豪言壮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且这种转变是从上到下各级行政机构都要理顺的，这可是浩大的系统工程，非寻常动力所能驾驭。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的春天来临。或许这一判断过于乐观，但我的愿望是，这个愿景能够以类似图腾的效果，感召和牵动更多的改革作为，且引出更多政府职能的实际转变。毕竟政府工作流程中不为老百姓所熟悉的职能门类还是太多了，此次机会正好能令政府更多地展示自我，敞开胸怀，面向未来。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仅仅拉开序幕

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大部制改革为前奏，将在未来若干年内展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发起的行政体制改革动作频繁，积累了大量经验，也碰了许多钉子，走了不少弯路。国务院机构改革绝非儿戏，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不经调研就能妄言效果如何的。我只是曾撰写快评指出，本次大部制改革方案中数个关键点，是在为将来的进一步改革铺路，比如设立交通运输部，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等。

在人力资源方面率先创新，应该是过去经验总结使然。在面向未来的改革当中，庞大的计划需要一些资源保障性的改革先行，犹如开垦天地先挖沟渠。而包括设立环保部和将国家食品药监局重新纳入卫生部规制序列，则体现出对特定尖锐历史问题的项目式化解意识。总之，诸多改革的先行措施为大部制改革；大部制的先行措施，则是部分较易改革、急需改革的部门的调整。更深层次地看，职能和人员调整实现之前，机构翻牌式的粗犷改革，远远不能视为已迈出了一大步。

三板斧：提高公务员素质、行政学世俗化教育、建立对话渠道

如何起步建设服务型政府，启动机制很重要。按照以往的方式，中央政府的政令发动是必经之路。很多人对此效果深表怀疑，但不可回避的是，自上而下是中国当前改革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大多数怀疑政府改革决心的想法，其根源都来自政府不同层级人员的行为严重不统一，意即过去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梳理行政层级之间的职能、财权、人员管理体制，以及提高公务员素质，是必须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公民的深度参与。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公民从避之不及到不理不睬再到积极参与，必然要走过一个思想转变、逐渐放心的过程，梦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妄想继续愚民更是极端错误且与中央的追求相抵触。必须展开全面的行政学世俗化教育，这不能是又一次洗脑式的“教化”，应该是将包括如何做公民、如何伸张权益、如何利用公民权利、如何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技能，与政府性质、机构、职能、工作流程等重要资讯的传播相结合，彷佛一次行政意义上的“虚拟人生”体验。

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创新的制度安排，建立政府与公民对话的渠道。公民要能够与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对话，达到最大程度的意见交换。没有反馈，谈不上“服务”；没有建议，更没有进步。只有对话机制长久生效，信息交换才能持续，这将是服务型政府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

两大未来关键职能：危机管理和公共政策衔接

关于未来的行政管理发展趋势，我曾与朋友交换意见。我认为服务型政府作为未来的政府管理形式，将承担两项极为关键的职能，即危机管理和公共政策衔接。或者说，这两个关键点是我们观察政府是否算得上服务型政府的窥视窗口。政府的常规职能将随着行政管理流程优化的逐渐深化，变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也将陆续接手政府的部分职能，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局面。“强政府、强社会”的状态，更强调政府的小而强，这种强就体现在行政协调能力和紧急调度能力上。

从小的时间点来看，危机管理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集中爆发。而危机管理的后效更是影响深远，其治理难度比履行日常职能更大。这对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道上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是更大的考验。公共政策衔接则是考验政府的战略执行能力，应该算是行政管理的前沿地带。在新政策频发的时代中，避免政策彼此矛盾、提高政策协同度、整体改善政府项目管理的效果，无论对政府本身，还是对市场、社会，都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抓住两会等政治教育机遇

政府也应该懂得事件营销，问题是如何利用两会这样的机会展开更有实际价值的政治教育。在官方渠道以外拓展关于政治的对话机会，政府恐怕不会主动去搞“营销”。充分利用半民半官的机构，以及发动NGO、学术团体、沙龙圈子去讨论公共事务问题，更具有可操作性。令人担心的是，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特别是有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务员，可能会因为担心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或历史积累的对突发事件的恐惧感，去压制民众的自行集会，不允许较大规模的政治对话。这时候，有力度的基层管理当局应该主动承担主办任务，充分利用好政治教育机遇。

两会传达了很多信号，对一贯关注政治的人士，这些信号都能在他们心中产生各种共鸣。反之，对一贯不信赖政府的人们来说，更易扩大抵触心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更长时间的行政学世俗化宣传来尝试改变，切不可采取拔苗助长的措施激化矛盾。政治教育在人们心中难以迅速摆脱说教、空洞、形式主义、口号式的丑陋形象，必须采取创新方式，更加贴近人心，才能被广大公民接受和拥护。解读两会新政策，并阐述其与人们生活即将发生的关系，更有实际意义。

生态基础是必然条件

我的一位老同学曾埋头研究行政生态学，现在看起来她的选择是很有远见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提出“可治理状态”的概念，是指社会应处在各种信息交换顺畅、政府与公民之间彼此能够对话的状态。它的核心是有一种类似生态环境存在底线的东西，保障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不会发生“说话没人听”的现象。

建立平常性、低成本、持续存有的对话条件、理解条件很重要，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对话频繁，公民与政府机构的交往越来越密，很多政府职能都将电子化、流程化，公民的意见反馈就十分重要了。如果这种“可治理状态”的生态基础不具备，政府不知道服务谁，不知道公共服务关系应该如何建立，全凭想象，那必然发生混乱，带来大量浪费。没有公民的呼应，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不能建立起来。

从总体上看，建设服务型政府任重道远，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更重要的是要从当下起就转变做事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应该将所有事情的责任推给政府，也不应将改变一切的希望全部寄予政府。将公共事务看作过于高远的事是不对的，将之与普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混同也是种错误。有公民意识的人应该先行一步，成为公民与政府之间桥梁的搭建者。无论是对民众宣传政府的政策，还是组织公民与政府对话，抑或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做表率，都是很有建设性的行为。政府与公民共同组成的社会，需要各个利益团体共同发力，才能达到利益共享。未来很复杂，挑战和机遇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

本文发表于独立聚友杂志《小声说》第七期《搬家》B版两会特稿栏目。

欧冠再次出局，球迷还接受道谢的掌声么？

百年国米折戟冠军杯，两回合皆有大将染红，大门合计三度遭洞穿，在华诞之际，可谓糟糕透顶。有传言称国米乃“电话门”事件幕后黑手，气走AC米兰、伤了尤文元气，才以“无可匹敌”的优势获得意甲冠军，今朝是时候“欠了要还”，直接导致裁判对国米出手极狠，这种风水之乱竟然传染到欧冠赛场上去，使蓝黑军团后防战斗减员。

认真看过利物浦两回合双杀国米的比赛，我有很明确的体会，即战术上国米并非落后，然而人员配备不足以支撑此战术设计。加之总是被“黑”，缺兵少将怎能获胜？要知道拖着残腿拿冠军恰恰是红军的绝技。

出局败因

曼奇尼拿着意甲第一高薪，多年来扮相潇洒帅气，青春无限，也算是意甲中生代教练中的一面旗帜。不过，曼奇尼对球队的掌握，并非如莫拉蒂对他的偏好一般强烈。满阵高人，对位比较，都不比利物浦逊色，合在一起却像是在各踢各的。曼奇尼对球员的安排，至少在两回合与利物浦的交火中，显得极为被动。本人对国米并非十分了解，但对利物浦关注多年。像红军这样的球队，人员配备上是以明星为主、工兵为辅、匪兵为奇兵使用，更像一支混编游击队，经验老道，神出鬼没。国米则更像一支皇家骑兵队，装备、身材都很平均，风格张扬得如同阅兵仪式一样，打起仗来只有少数人有精气神搞创新，整体上经不起不按寻常套路出牌的对手的冲击。

国米的打法，与皇马有若干相似之处：锋线华丽、有明星球员，中场朴实、能上能下，后防不算稳妥但足以承载本队以攻击为主的战术风格。但是，皇马现在已经擅长以强队姿态打防反，这种战术是很有实际效果的，速度加上锋利的传球足以使范尼等人有机会表演百发百中；国米本赛季已有多次强队打防反的成功战例，可对手一旦相对强大，他们的防守能力就不足以支撑这种战术。于是，阵形被拉开之后，国米很容易失去控制权，这也是马斯切拉诺之类的匪兵最喜欢造成的局面。

另一个问题是，国米的绝对突击能力，过于依赖伊布的个人发挥。在大军之中培养一个诗人式的先锋官，是有机会建奇功，但能否达到屡试不爽的效果，这就很成问题了。失去了进攻中有力的压力，防守又不稳固，还总有后卫被罚下，这样的比赛是不可能主动的。

气质问题

如果说欧冠两回合被利物浦淘汰，吃红牌造成的偶然因素作用很大，那么国米在意甲当中经常暴露出的问题，就不能用偶然来作托辞了。败给尤文之后，国米给意甲带回了争冠悬念。尤文重返意甲后的势头是平稳上升的，这支队伍也因为在快速进步中，而有了重组阵容和战术风格的机会。国米则是铁板一块，还有点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意思。如果本赛季罗马最后竟然超出折桂，国米只能老老实实地去考虑重组队伍的问题。

当然，既然是借欧冠谈国米的前途，我们就不能不把国米从意甲军团中抽离出来，与欧洲列强作比较。近年英超豪门的集体雄起，使我们看到了球队气质变化给成绩提高带来的推力。意甲球队近年来在欧冠赛场的表现，概由AC米兰作为代表，罗马次之，国米的表现从来都不如意。英超豪门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韬光养晦之后的气质积累。爵爷带曼联，十几年如一日，从坎通纳到基恩，从斯科尔斯到鲁尼，现在的C罗豪气冲天，纳尼跃跃欲试，一以贯之的是强盗式的勇气和国王般的霸气；温格带枪手，同样十几载，从赖特到博格坎普，从亨利到法布雷加斯，阿德巴约一马当先之时，小老虎沃尔科特已成球队福将，从平庸到华丽，从平淡到优雅，没有绝对辉煌的成绩，至少有赏心悦目的场面。

国米给人的印象经常是做事莫名奇妙，不知道如何来形容它为好。球员大进大出，“球星坟墓”恶名远扬，总是处在不确定状态。因此，国米是一支形式上的豪门，可是在事实上，还欠着几个重要的关口没有闯过，成不了真正的豪门。于是，在要拼出血气的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就不如还算不上豪门但一直在积攒气力的利物浦要好了。简言之，国米的球员和战术流动性太强，沉淀不足。

百年反思

作为一直脱离AC米兰而创立的足球队，国际米兰的诞生是有创新意义的，算是一种背叛式的孕育。百年之际，回首望去，它也不缺乏出色的战绩和令人景仰的巨星。老板莫拉蒂也并非抠门之辈，这使国米有了进一步将队伍建设好的资本基础。曼奇尼太过年轻，韬略不足，如果莫拉蒂足够冷静，应该请一位意大利足坛老帅出来掌舵。只怕是如有人所说，国米的气质缺陷在莫拉蒂那里，这就不大容易解决了。

任何一直球队存在百年，都会在球迷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国米不是一家微不足道的小球会，它是有贵族身份的，它的成长与涅磐，无论对意甲还是对欧洲足坛，都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有更多豪门涌现，比赛才会更多地呈现出火星撞地球的状态。让我们衷心祝愿百年国米早日展开自我改造，以全新姿态出现在赛场上，为球迷们多多上演精彩进球与胜利。

本文发表于独立聚友杂志《小声说》第七期《搬家》B版二过一栏目专题《百年国米》。

尽管在导演彭小莲的口中，选择什么题材拍电影、用什么艺术手法来制作、秉承什么观念，都要首先受拍摄资金的掣肘，我们还是能够在她的表达中，明确地看到她对一个真正理想主义者曾走过的道路的追寻。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给人们留下一系列重量级佳作和一连串的问好，在他的身后，人们需要思考的东西还很多。

2008年3月31日，在UME新天地国际影城，我坐在银幕前观看DVD介质的《满山红柿》。这部小川绅介二十二年前部分拍摄、彭小莲七年前续拍的纪录片，因为版权原因无法通过胶片放映的方式，将其艳丽绝美的色彩展现给观众。纪录片拍摄仍然是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产业大河旁侧的涓涓小流，这股小溪奔涌不止，包括彭小莲在内的一些冒险者驾着舢板在与激流搏斗。

小川的《牧野村千年物语》，曾被我的朋友们共同称为“农业科教片”。去年，“云之南”纪录片展映活动在同济大学和上海证大艺术馆举办，我有幸观映《牧》一片，除了惊呆于镜头对秧苗生长的捕捉，还一直在与困倦拼命搏斗。看小川的片子太容易昏睡了，他对时间的专注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竟直接与困倦神经联动。《牧》太过漫长、细腻，以至于成为了自我精神控制高人的奢侈品，看起来小川是主动远离了我们----这些易困的俗人。

在“醒来”的时间里，回味小川，我们能够记起的，无论是色彩、故事、语言，还是视角、节奏、结构，都有令人“恍然大悟”的体会存在。可是，仔细地去解释这种体会，我们却又显得无能为力，好似奢望完整地画出梦中世界，却托着调色板停滞于犹疑。

看《满山红柿》时，我还是免不了有几次接近昏睡。身边的朋友也轻轻告诉我，她刚刚睡着了一小会儿。如果说，睡着了可以沉浸到小川勾勒的梦里，那也就罢了。可惭愧的心情必然支开我的眼睛，紧接着便被彻底唤醒，脱胎为思想自由的状态。我在黑暗中忍不住拿出纸笔，“盲记”我的体会，那时小川对将要讲故事的酒井老人说，他来“看时间消逝”。

小川在看时间时，我却要昏睡。这种差距不仅是艺术层次上的，更是人生理念上的。在我眼里，小川将柿子的风干拍得像一场豪华的展示会，他的“御用”配乐师选配的民乐，更让漫长的风干过程变得像一场带着鼓点的舞蹈。专注于时间走过的距离，或许是对生活最纯粹的爱。而选择了昏睡的人们，距离这种敏锐还很远，以至于无法启动大脑中聚集精神与智慧的神经。

1992年，小川辞世，他的一生在执拗中度过，他没有享受到任何奢华的环境，在艰苦的拍摄中点滴积累着对日本文化、日本人生活方式的观察。时间凝结为历史，小川的艰辛栽种，令我们这些后辈得以从容地“收割电影”。手捧果实的我们，如果连品尝、保存的方法都不掌握，这“不劳而获”将因为粗鄙浅薄而遭到应有的批判。

时光飞逝，不仅大师已不在人世，当年的村落也在实质上消失了。彭小莲导演说，小川拍摄所在地古屋敷村现已无人居住，仅存房舍。同时消失的还有像“守柿”这样的敬重自然的传统，以及小川曾熟练掌握的方言。《满山红柿》的台词经数次转译，方言丰富的幽默感已流失殆尽，而这只是时间流逝带来的遗憾之一小部分。

在有限的时光里，让我们无限接近小川。彭小莲在补拍部分，以拖拉机运输和农民凳金属梯子上树采柿的镜头，呼应小川原片片头的登摇摇欲坠的木梯采柿的片段。小川对时光流逝的观察，无疑是为我们作出了一个标准式的范例：请停止在时光中昏睡，应在时光流逝中惊醒。

感谢小川绅介导演、彭小莲导演、真实中国电影计划的主办方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和UME新天地国际影城、活动讯息的证实者jinying以及很多与我一同关注该片放映的朋友们。

相关报道：《东方早报》/《满山红柿》上海首映 呼唤简单淳朴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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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独立聚友杂志《小声说》第七期《搬家》C版《光影》栏目。

本文可不是写台湾问题。和朋友聊约翰·伯格，直觉反映让我想起马科斯，这位酷酷且才华渊博的副司令与伯格的长期通信在《抵抗的群体》一书中颇显眼。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切磋艺术，伯格却很清楚自己着眼的是全球化问题的哪个角度。所谓大师的特点就是，能把普通人看起来不易理解的东西关联起来。“统一”能力使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进一步抽象世界为模型的征程中棋高一筹。

从前我一直以为伯格是一个像旅行记者一样的摄影师，而苏珊·桑塔格这位从未被列入我阅读名单的作者则有些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些印象被事实证明都不是正确的。《观看之道》这本书我应该在合适的时候介绍给《小声说》的读者们，并且和我那群身为记者或一门心思想做记者的朋友讨论一下。《论摄影》则是我在4月13日前必须啃完的书，或许是一个回身采访我爸爸的机会。

小时候翻着爸爸自摄自冲的黑白相片，云瓦之间站着被棉袄和毛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在房盖上我面无惧色，似乎享受着这个位置的风声，并且努力在黑白之间看到一些炫彩的颜色。看爸爸桌子上玻璃板下压住的照片，他总能讲出一些故事，而我最感兴趣的却不是形象或主题，而是他如何把N张照片连拍到一起，在图中容纳了环卫局粪肥公司庞大的垃圾车队。

扯这么多没用的，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联系起多年记忆的机会。我的确不清楚现代性讨论背景下图象与象征啊隐喻啊等等之间的关系，我对不同世界的判断大多处在政治哲学习惯性的系统中，艺术对我的穿透力受阻于阅读经验、操作经验和想象力的不足。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对“统一”这个问题才如此感兴趣。伯格说“摄影师只是介入时间的记录者，不是报道者”，力求身份的纯粹会卸下诸多杂乱的制约因素，以求将真实反映在图上。而照片如何影响世界，就是这些大师们修行的高妙之处了吧。

“照片的目的是为照片建立一种背景的关联性，时空脉络。”隐约间感觉到摄影行为的整体目的远远不是针对图象本身。这也是照片比文字延展性特征更强的展现。当然，文字的伸缩度和可修改性使其通过其他方式补充与照片比较产生的落差。此处伯格的意图似乎是以照片为媒介来串联起公众意识与远在地球某个角落的照片主人公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作公共事务？《小声说》决定用“记录个人历史，关注公共事务”作为宗旨的时候，其实已走上一条不归路。我希望努力在个人历史与公共事务间架起一座桥，这个想法在部分朋友处得到明确且真实的共鸣，部分朋友则完全不能理解。有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有些事是超远距离地同时存在，我的生活与公共有何关系？这种想法是政治学教育严重扭曲的恶果。在穿透普通生活之后，我们有理由看到人与人之间共同的地方，我们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很自然的博弈，彼此赞同或抵触。这就已经形成了公共事务讨论的基础。

知道德国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之后，我更加欢欣鼓舞。德国哲学家们早已熟捻这一词汇的使用，它已是德国哲学庞大体系中很基础很常见的一个概念。“生活世界”就表达了“个人历史”在汇聚后化作公共事务基础的过程。我要完成的这个统一，其实重点落在公民素质启蒙这方面。如何在生活中发现自我，提升心性，进而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如何成为合格的公民，参与政治，以成功地伸张自己的权利为回归，这是一个美妙的循环。

在伯格等人那里，也许这个统一的系统应该是自照片本身作为信息载体被传播时起，经过文化批评的加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已经是一个“被打包”了的公共事务话题。所以说这些伟大的摄影家也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与他们本初的意图有关，更依赖他们来自艺术实践多年磨砺的视角和穿透力。我暂时只能理解到，批评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发掘，评论别人的作品，在整体上达到照片载体向影像艺术的升华。

然而，摄影师对身份设定了纯粹的限制，艺术本身又不允许他们自己评价自己，“建立一种背景的关联性”这个过程，如何进一步被公众理解，还真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