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boa

《红跑道》，干超作品，2007年，中德联合投资

《红跑道》讲的是一群练体操的孩子及他们家庭的故事，这些普通的孩子练体操的目标都是参加奥运会，至少是像将来要参加奥运会的小运动员那样去学习和训练。普通孩子都被期待将来成为不普通的人。有人认为是这种期待为孩子们的童年带来无奈，与此同时孩子们充满童真的很多行为强烈地冲击着成人的心扉。成人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套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企图让他们依样画葫芦地成长。能看到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家长的行为，更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片中有四个练体操的孩子作为主角。两个男孩徐志文、徐志武是兄弟俩，他们的爷爷徐德勤是一名清掏下水道的劳模级清洁工。老大聪明且机敏，老二的体操做得比老大更好。两个女孩邓彤和王露凝类型不同，邓彤爱哭，但似乎很有想象力；王露凝的父母离异，她被寄养在他人家中，养父希望她练体操强健体魄。除此之外，还有天赋最好但最爱哭的男孩阿南、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一条线的男孩吴畏，以及俞指导和黄指导这一男一女两位教练，这些人物共同在红跑道上演绎这段故事。

训练很艰苦。孩子们的手大多都伤痕累累，训练的强度也不小，教练们非常希望将他们培养成才，家长同样充满期待。阿南的母亲望子成龙，培养两个儿子练体操都失败之后，对阿南更加充满期待。作为来到上海的外地人家庭，对孩子寄予的希望更大，物质和情感双成本更高，成人和孩子压力都非常大。邓彤、阿南、徐氏兄弟的家庭都很普通，家境一般，他们的成长压力不小。再看这些教练们，从在幼儿园门口拦住看中的苗子，劝服家长送孩子练体操，到最终率队参加全市体操比赛争夺名次，他们的工作也十分辛苦。

但是在教学和练习当中，我们仍旧能看到很多温馨的场面。孩子们训练完毕都会有糖吃或者有奖品拿，片中多次有孩子们分糖吃的镜头。7个男孩子按当天的表现依次在六件食品中作出选择，最有一名是徐氏兄弟的老大，他的奖品是与场内悬挂的国旗合张影。孩子们之间经常有交谈，他们在言语中都表示出对体操的喜爱，很辛苦的训练并未消磨他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练体操、夺荣誉之后的事情都想好了，邓彤要“给爸爸妈妈买大房子住”。

在颇为沉重的情绪之上，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真实的、柔和的东西。而在平缓的节奏中，仍有数个巅峰，强烈地表达出创作者对体育和教育机制的怀疑态度。但是，导演和创作团队公正地用镜头表现了自己的态度，并且没有执意左右观众的立场。相对平稳的呈现手法向观众暗示，生活就是如此，某件事既好又坏，孩子们的成长轨迹与体操运动相交织。有人从这条路走向成功的彼岸，就是它客观存在的理由之一。

《张纯如——南京浩劫》，导演：安妮·皮克/比尔·斯帕西奇，主演：郑启蕙，2007年于加拿大上映。

众所周知，日本侵华史多年来受到来自国际国内很多方面的大量关注，但对1931-1945漫长的十五年时光中发生的事件之详细考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战争罪责的拷问在不断地展开，追逐正义的社会人士一直在用热情与勇气同战争亲历者们的生命作着赛跑。与此同时，战争发动一方政治极端势力对历史罪责的洗脱，也在不断翻新着花样。双方在进行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国际上对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历史缺乏了解的节点上，幼年便通过长辈的讲述对战争留存记忆的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身心受到战争暴行强烈冲击的张纯如，深感作为中国人后裔对在西方讲述这段民族屈辱史和人类暴行史的责任，从而决定撰写一本全面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她的出版商对此表示了全力支持，而她的父母——他们都是理工科的教授——也对女儿的工作十分赞同。

1995年，张纯如正式开始大范围收集资料。西方社会对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12月12日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这座被蒋介石政府宣布放弃的城市——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行动，居然极少有了解。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计划的掩饰与西方国际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造成了这一状况。张纯如本来以为缺少来自西方的独立第三方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但看到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学院院长、美国人魏特琳，以及时任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人员、德国人拉贝的日记，一切变得豁然开朗。

1997年，张纯如赴南京。来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南京各大学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们，被来自大洋彼岸的热情和执着所感动，临时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经过他们的周密安排和努力工作，张纯如采访了很多大屠杀幸存者，亲眼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由侵略者所施加的创伤，更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沉寂了几十年的心灵伤口。张纯如夜以继日地走访、录像、整理，完成资料积累之后，在当年的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当即引起轰动。该书的巡回销售居然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并且陆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但是，在接踵而来的签售会、电视采访、发布会和学术活动缠绕张纯如本人的同时，她的内心也因为过深地投入在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中而变得千疮百孔。作为一个对善良、正义有深厚期待的作家，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将自己还原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她在工作室的墙壁上粘贴大量万人坑、屠杀现场、被害人的照片，每天工作到深夜，并且怀着深度的执着一日一日不停地撰稿。而在该书成功出版之后，她又要面对藏在暗处且随时射出的利箭——政治势力和极端人士对她恨之入骨。在这种不安定的状况下，张纯如的写作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她本身。

积累了数年的重压终于摧垮了张纯如，她于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加州于自己的汽车中举枪自杀。一枚犹疑的子弹带走了一个坚贞的灵魂，却给生者留下无尽的遗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张纯如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但她仍如同失控一般投入写作，倾注于讨伐人类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兽性。关于太平洋战争菲律宾战场日军驱赶美军俘虏即“巴丹死亡行军”的新的写作计划，是压垮张纯如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一位单纯、执着、热情的女子来说，以一己之力承载关于人性失控状态的探究与审判，这种责任实在是太过沉重了。张纯如主动承担了人类应集体负担的自省责任，她的死与她的书同样令人震撼。

影片《张纯如——南京浩劫》，访问了张纯如的家人、朋友、工作伙伴和同道，并以华裔演员郑启蕙扮演张纯如本人，还原了写作《南京浩劫》一书前后的张纯如，在时空交错中呈现了作家的生命华彩和巨著的诞生及其深远影响。不仅如此，影片还使用了撼人心魄的配乐，一次次叩响观众的心门。

在追踪真实历史、审判人类罪犯的历程中，张纯如成为一个殉道者。面对她永存的灵魂，纠缠于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之争显得软弱无力；而那些大言不惭坚持全面否定历史的人，则显得十分卑劣与渺小。张纯如纵然不是一名历史学者，她的叙述无法抛弃个人和民族的感情，但以纯粹学术的眼光去审视她，也不是一种公平的判断。《张纯如——南京浩劫》一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形象，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进入深思：一个人何以为超越自身重量的担子付出一切？

人们不应忘却历史，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件终究会揭开神秘的面纱。在民族之间的关系撇清、学术上的争议了结、作为普通公民的责任被确认、遭到遗忘的记忆得以恢复其本原面目之前，让我们先对那些勇猛的人们投以发自肺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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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家赢家》，弗兰科/劳肯联合执导，2006年上映，纪录片

工业题材是我比较喜欢的纪录片题材之一，一部反映外国工厂拆迁的片子更使我充满期待。可以很轻松地想象到，经过一场关于财富转移的拆迁，如《输家赢家》这个片名所指的“比赛”或曰“较量”会有输赢见分晓。然而，事实上需要比拼的细微项目远超人们所想象，这个输赢也就绝非人们眼中那么容易分出来。钢铁的拆卸和运输，背后不只是资金、信息、技术、习俗乃至道德潜意识的流动，有时甚至是事关未来的某种信号的流动。

片子要反映的事情是，中国兖州煤矿集团出资买下了德国多特蒙德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这个1992年建成的工厂，运转了8年后因为市场原因而停产，但其设备和技术对中国工业仍具吸引力，其7.63米高的焦炉会将中国炼焦行业拖出6米焦炉的时代，所以中国人将其全部买下，并派遣数百名工人驻扎进厂，拆卸所有设备后转运回中国。

首先我们就看到两种感情同时流淌在这片工业的土地上：五十几名留守的德国工程师饱含深情地捍卫着土地和设备，他们不能忍受中国人以不够安全、不够环保、过度疲劳的工作方式将设备拆走；领导着四百工人的中国领导班子，则自认为睿智地与德国人的刻板周旋着，且无处不对工作灌注着诗意盎然的工业式热情，偶尔还对德国的发达表示一定程度的羡慕。

在片中，德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并不好。德国人一直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按规矩办事，因此他们不仅不信任中国人，也很不配合。中国人则早有准备，而且人数上有绝对优势，语言这时候也成为阻挡德国人的抗议的门槛。对中国拆迁团队来说，速度是第一位的追求，这是片中很重要的角色——中方团队领导者的真实欲求。德方的领导者则一直在从各个角度念叨自己对工厂的依依不舍。

导演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中国工人，团队领导、技术人员、操作工人、厨师，无论身处什么角色，中国热总是能把目的放在第一位，任何手段都是为了服务这个最终目的。同时，他们也非常熟悉整个脑子里只有工作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勤劳令德国人惊讶。我们也看到，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总体状态和就业并不满意，他们也经常暗暗地羡慕中国人干劲。

大篇幅的中国工人劳动场面，与连续出现的愤愤不平的单个德国人的镜头有趣地彼此相对存在。这里的力量对比无疑是不均衡的，双方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难怪中方领导者曾说，在德国日耳曼民族身上学习到了“三点很重要的精神”：第一，他们对植被非常维护，搬运时宁可绕道也不破坏绿色植物；第二，他们非常喜欢坚持身体锻炼，每个人都积极投入体育运动；第三，他们非常爱护小动物。毫无疑问，德国人一直坚持的按规矩办事，无论是安全规范、质量规范还是技术规范，在中国人眼中都是多余的，而且是明显不合时宜的。拆迁团队本来就没打算按照什么“使用气割需先填设备使用申请表”这样的条框办事，他们不是在与德国人较近，而是在和自己比赛，例如能不能守住“工人千分之七事故受伤率”。

中国人是在跟自己比赛，永远追求超越，焉能成为输家？

导演在片子的末尾耐人寻味地配上了两个屏幕的字幕：2006年，焦化厂在兖州煤矿安装完毕并投产，很快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建起了两个同样的焦化厂；煤炭价格从当年的50美元一吨上涨到500美元一吨，德国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需要煤炭炼焦行业。

放映厅全场爆发出一阵哄笑。

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捍卫了对幻想的追求，某时甚至显示出不计成本的勇猛。这不能为西方人所理解，而且双方的确处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人是以输家的身份进入比赛的，唯一的目标只是成为赢家。本来拥有赢家身份的西方人，脑子里就只剩下可能变成输家的恐慌。两种文明的博弈在起点上就不具备比赛的条件，因此，它们只能各自同自己比赛，没有了所谓的输家赢家可言。

中国人上演了工业奇迹，物质文明变得丰富，他们是赢家；中国总是处在产业升级的落后一端，劳动者待遇和技术精细程度存在硬伤，更遑论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他们在此一直是输家。德国人的工厂被中国人占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劳动精神和工业梦想已经在中国人的身上和脑子里扎根，在此他们是输家；德国人能更早知晓什么产业不再适合存在于国土上，并能以较好的价钱卖给想要的国家，他们做了不亏的生意，生活环境也并未过多改变，从此看来他们也是赢家。

能做到扬长避短，惩前毖后，则未来是赢家。否则，无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未来都会变成输家。

《高三》，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地：福建武平一中，2005年。

周浩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高三》是我早就很想看的片子，不过此前的整个期待阶段都没有明确地感受到我在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预设这部片子的状态。真正坐下来看完，才知道大家都是怎样想的。《高三》原样反映了一个班级的高三学生一年的生活状态，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高三回忆(小朋友除外)，不管酸甜苦辣，总不至于一直在笑吧？原以为看纪录片时都会唤起自己的相同或相似的记忆，那么笑场最终是给自己的吗？这到底是谁的《高三》？

片子放完之后，周浩从容端坐下来，回答观众提问。我的问题他换了个方式来回答，他的回答恰恰也为“谁的高三”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如我所想，中国有千万种高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法，学生、老师、家长、领导各有各的立场和小算盘，更各有各的造化运势。周浩说，他压根没想把高三整体状态展示得多么出神入化，当然也没像我想象的那样，把片子拍到报志愿录取结束。有不少观众很奇怪，周浩为啥剪出来那么多学生背诵历史知识时说出的政治敏感词汇。我起初的判断是，这样会表示出高三学生们固化的思想世界与外人眼中完整的世界有什么差异。但周浩明确地告诉我，作为一个四十岁的人，生长在红旗下，他是要通过镜头来表现出自己看待高三这个事情的态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态度来看高三，大家的角度都不一样。周浩注意到这些政治词汇、意识形态知识，这属于“他的高三”，我也有“我的高三”，你有“你的高三”。合在一起，真实的高三才完整。因此周浩说他当然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高三这个历史现象，我完全能理解了。

在我眼里头，《高三》这部片子对高三生活的表现非常完整，无论人、事还是状态，都和我当年高三时基本相同。有很多环节，有很多人不信。比如，有人担心，片子的拍摄会让学生分心，那最终影响班级高考成绩怎么办？没错，黄冈一中拒绝周浩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超级高中拒绝周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难忘的历史行为。至于拍摄是否能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我认为片中同学们已经作出了回答。凡是认为会影响学生复习的人，我感觉你的高三都是心不在焉的。一个真正投入高三的学生，至少懂得成败问题的少年，都会很自然地爆发自己的小宇宙。当你做起卷子来时，美女从你身边过，你头都不会抬一下。何况和你已经混得烂熟的一台摄像机和一位叔叔？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这就是党支部会议。有朋友认为这个东西有点问题，真不真实倒不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镜头时间？我恰恰认为党在高三的影响就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入党在高中不仅代表着荣誉与利益，还的确包含有相当的光环闪耀特性。党支部会议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的情节所替代的，无论支部书记的讲话，还是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宣读申请书的用语，这些都非常自然，这就是常态。有人认为高三学生这么忙碌哪有时间去开什么会，何况入党积极分子都是尖子生。那我只能怀疑你来自山东湖北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或许你的学校把成败看得更重，且将之拆解得更细，以用来取消你参加党支部会议的可能性。

为周浩完成辩护之后，我想重拾片子中令我深感难忘的细节。首先教语文的文科班主任王锦春这位魅力十足的男士就实在太经典。世界上不缺少有创造力的学生，缺充斥太多素质不高的老师。尽管高三必然是鼎级高中教师发挥才华的舞台，但我们似乎各自都能举出例子，讲一些舞技不佳者的故事。王锦春的绝版台词太多，虽然他一年换一年地在用。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绝顶的人，他的行为很可能背后也是时间重复带来的枯燥的堆砌，只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只需要见他一回。在高考考场外的备考区域，王锦春站在桌子上，对“他的将士”们训话，有部分学生无法理解地捂嘴笑。这都很正常，即便是王锦春自己也未必相信这些纯粹用来作心理战的鼓舞用词。我们绝对不应错过捏着台词纸的那双颤抖的手。当然，所有观众大概都记住了一个场景：在等待考生交卷出来时，王锦春往自己嘴里丢了一片此前给爱徒们各自分吃的药片。学生需要冷静并补充能量，作为统帅，他更需要。

一直作为背景旁白的林佳燕的日记也颇令人感慨，当年我曾每天舍得在复习中花掉晚自习时间中的一个小时以上用来在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码字。看得出来，林是一个外表坚韧的女孩，即使她成绩和心理素质都很好，我们还是能在她的日记中看到对自己的多种猜疑、否定，随后又看到她无数力量深沉的自我激励。本子上的字讲述了一个高三人与自己战斗的故事，它无愧于本片的心理脚本。在片子中比较重要的人物还有几位，比如逃课上网和在寝室睡觉的两个学生，还有留字条出走被王锦春劝回的张兴旺。不管是上网挣钱，还是烧香消愁，这些作法都极富青春色彩，站在银幕外面我们笑得出来，站进银幕去说不定我们就是艳羡者。话又说回来，看了片子，还是要回忆自己的故事，不然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高三”，不是“我的高三”。

最终落到对高考和教育制度本身的思考上，周浩采用了比较惯常的方式，做各电视台新闻联播高考报道的声音节选。周浩在回答提问时说，没有人做得到花一年时间真正去跟踪高三这件事情，媒体的报道顶多集中在高考两三天而已。不把高三这个现象记录下来，以后历史会将其随意遗忘。将来我们也许反而会怀念这种独特的时代，少年们为了唯一一次相对最公平的全国竞争而奋斗。反观教育改革，我们也活生生地看到一些东西。全校家长大会上，校领导讲了南京高中搞素质教育失败的反例，强调应试还是很重要。可惜下面坐着的乡村农民们没有比较能力，他们想都不想只希望孩子摆脱种地或打工的家族宿命。城市高三生具有某种天然的优势，在此处体现为放弃一些东西的能力更强，但农村高三学生则只有死拼应试一条路。可见，我国能提供给青少年的生活道路备选方案实在少。进一步想想看，能用全局性眼光去审视高考制度和改革安排的人又有多少。

除去重启严肃的思考，我更浓烈地感受到高三重现般的心潮澎湃。片子的节奏也是这样，乐章越到后来就越有高潮的味道，而《那些花儿》带来的青春不可回复之轻轻痛感和流泪预感实在让学生们逃开不掉，我看起来也感同深受。这为高三生活残酷的主旋律配上了相对柔和的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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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导演：施润玖

终日生活在烦恼与无休止的社交中的年轻人们，完全不能感同深受地想象散沙状的个体如何在社会中正常地生存。简言之，孤身的高龄老人们的困苦，远超常人所能想象。最常见的表现是，老人们会在儿女们猛然倾巢出动来看自己时，总是提“我死了以后”、“我快死了”、“我啥时候死呢”这种听起来很“煞风景”的话题。子女们不爱听，甚至以愤怒对待老人，除了一部分是出于缺乏智慧的爱以外，占更大比重的原因，是不肯承认自己根本无法理解老人。的确，当人没有面临随时可能与死神握手的状态时，谁都不能感受到将死的预感，或说是生活濒临完结时应该保持何种心理状态。资深理发师靖大爷以87岁高龄，躬亲示范，告诉我们生活即将完结时更需要保持潇洒。对大部分自以为给老人带来重要东西的年轻人来说，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因为靖大爷本人是一个传递潇洒的人，他的性情和他的工作方式，像蜜蜂传递花粉一样，把潇洒的心理状态传递给一位又一位老主顾。

每剃完一个头，老主顾会邀请靖大爷坐下来一期抽颗烟聊聊天。在不同场景里，这样的对话总是显出多种一致性。与靖大爷年龄相仿的老主顾们都希望和这位老朋友聊上几句，一个月才见一次面，说来也未必能记住彼此的话，但有些话从靖大爷嘴里说出来，跟别人说的就是不一样。老人们需要老伙伴，只有老伙伴说的话，自己才能听得进去。他们需要的更多是这样的彼此承认的方式，并非其他各种名目的敬爱。在杨荔娜的《老头》中也能看到，老人们将同龄伙伴视为最能接受的倾诉对象。靖大爷总是跟老主顾们说，要经常起来走动，不要总躺着；心里要有念想，没有想法不行；吃饭要规律，生活要有制度。这样的话，每个老人的儿女都会在十几数十年中讲上千百遍，不过看起来效力可比靖大爷说的差了不只一点点。话从孩子口里说出来，就像幼儿园阿姨要求小朋友似的，老人都不爱服从；要是从老伙伴那儿听到，内容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好像吸收到一种力量一样。

靖大爷多少年里头能和这么多老主顾成为朋友，大家都离不开他，首先和他的为人有关。作为一位老理发师，他无论为谁服务，都保持优雅的礼貌，从动作到用语都反过来令顾客发自内心地尊敬他。搞服务业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换，而不只是“从抽屉里给我拿五块钱来”这么简单的买卖了。老主顾们也都记得回赠一句：“您受累了！”看这融洽的关系，怎能不让人羡慕？其次，当理发师多年，靖大爷深守行业规矩，说不到讲职业道德这么高的层次，但是他很明白做理发师就是应该和顾客成为朋友。等大家都老了，又添了一层老伙伴之间彼此依靠的感情关系。“二十多年，送走四百多位，都剃没了”，这话听起来真幽默，伙伴式的相对依靠超越了生死位置之间的张望。第三点，就要说到靖大爷的手艺了。片子里讲他手艺的老主顾有好几位，其中一位“爆肚张”全面概括过靖大爷的业务能力，说他的老手艺最全面，能“刮脸、铰鼻须”，这都是现在的发廊小伙不会的能耐。“刮脸对理发的人来说，最舒服了”，这估计是老主顾们选靖大爷这样的老理发师上门服务的最大理由。片子的末尾部分，我们看到一位病重的老人，已经无力坐起来了，躺着让靖大爷给刮刮脸，算在走之前再舒服一回，可见老手艺在老人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

跟《老头》里的老人们比，靖大爷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和老主顾们之间都是老伙伴的同龄关系，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更重要。靖大爷自己热爱理发这个工作，曾经也是为著名演员服务的“著名理发师”，有过自己的理发馆，这辈子在这行当里也算潇洒走过一回。除了练就了好手艺，交了好多朋友，他还非常清楚晚年继续上门服务对自己的生活有多重要。平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老人，他们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一退休，马上就很不适应悠闲的生活，孩子们总是说“您老栽花养鸟，跳舞下棋，看孙子，多开心呐”，孰不知这压根不是这些老人想要的生活。要老人作出改变何其难呐，年轻人都很难愿意改变自己，老人更没有这个必要了。靖大爷深知自己只有在毕生热爱的事业上才能找到最大的乐趣，也只有继续工作才能不断地和老主顾们见面，否则他和其他孤独又无事的老人一样，难免无聊。人心一空，身体就差，很快就剩数日子了。可见，“生命在于运动”，说的是真理。

最后还想感慨的是，如果什刹海不复存在，老主顾们必然不知所踪，靖大爷恐怕也乐趣全无。偌大的北京城，东西方建筑杂交混生，未必容得下这帮“需要走动，需要说话”的老人们。很多人跟靖大爷聊到拆迁，这是城市成长必然要见到的结局。即便后海胡同保留原样，居民们恐怕也早晚要搬走。世界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考虑到对这变化最敏感的人们，谁来考虑他们，怎样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可大多数人都情愿在青壮年时代装作自己是另一个人，老了再慨叹生死距离如此之短，想起从前悔不当初，这有何用呢？看看靖大爷就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方面，都实在太不潇洒了。千万不要再倦怠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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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星宾馆》，(以)伊多·哈尔导演，2006年以色列上映，阿拉伯语

第五次现场观看真实中国·影院计划放映的纪录片，第二次迟到。坐定时，眼前已是数名巴勒斯坦青年轻装前进、飞跃高速公路护栏的场景。听说《九星宾馆》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劳工越境非法打工遭遇的片子，我设想必然少不了边防警察与打工者的追逐。场面果然如此，但全剧并非只是这种奔逃式生活的反映，与打工者同速奔逃的导演用摄像机拍到了这些青年人内心的语言。

在数个月的过程中，工地从一片杂乱到井井有条，从乱堆建材的空地变成白色墙壁的高层酒店。打工者穆罕默德等人的临时居所却最终被烧为灰烬，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经历了很多伤痛。作为局外人，我们用好坏善恶可怜与否的观点来评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多余的。对这些打工者来说，去挣钱是唯一的目的，他们没有其余的想法，生活因底线低而没有多少可失去的东西。

建“九星宾馆”，是穆罕默德和伙伴们一起在狭窄的小屋子里聊天时说的。那时两个打工者正在用石头堆砌“一座房子”，穆罕默德说，我们要建一座九星宾馆，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石堆搭得更高。但石头总有坍塌的时候，大家爽朗的笑声中，我隐约看到“九星宾馆”的消逝。世上本没有九星级的宾馆，穆罕默德的理想其实是对生活的美好结果的期望。简单说，是希望能安稳消停地做完一项工程，挣点钱支撑家庭。

可惜事实上的越境打工生活是很不安定的，更不安全。最终的结果也是像石堆坍塌一样，打工者的容身之所“家”化为灰烬。此前的很多聊天、吃饭、睡觉的镜头，是在尽力描述这破烂不堪的“家”承载的相对美好的生活。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温情、幽默，哪怕它再丰富，也只是苦中作乐。电影对观众的影响正在于此，我们这些生活于安宁中的人会反思自己的作为，对比身边的环境，但影片中真正的主角们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他们早已熟悉了如何面对逃亡、疾病、贫穷。

导演用了很多手法来吸引观众“加入”到打工者们的行列中，旁观是没有意义的。在“家”煮西红柿酱的镜头之后，切换到工地搅拌水泥的镜头；遇到警察抓捕时，摄影师与打工者一同奔跑，我们通过剧烈摇晃的画面和急促的语言来感受逃亡时的紧张。小屋内对唱诗歌比赛的情节非常令人激动，即兴创作的打工者唱到“我是巴勒斯坦人，我热爱我的国家”等充满热情的语句，着实让人为之感动。

真实中国·影院计划今年的行程已经过半，作为一个此前对纪录片并不了解的人，我能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观察视角和价值判断尺度的微妙变化。如何安排好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角色位置，除了与纪录片题材本身有关，也决定了片子与我自己的关系。影响犹如一张蜘蛛网延伸张开，抵达我生活的各个角落。当更多的朋友走进UME观看这些纪录片，并在观影之后热烈地就片子的主题展开讨论时，我们不仅感觉到观看纪录片能够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生活方式，更能发觉纪录片对生活进行剪辑的特点和批判本色。

与纪录片导演们的交流，使观众们的很多困惑得到了解答，在对话中我们也了解了纪录片生产过程中的更多细节。去神秘化的过程也是亲切感加深的过程，观众群的稳固与扩大必将催生更扎实的中国纪录片市场，推动纪录片内容和形式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九星宾馆》的主题，在中国有很多相似景象，有人提到城管与打工者。观众和导演都注意到了这些不应被时代车轮的快速滚动所遗弃的东西，我们期待更多的纪录片制片人和导演努力将这些内容搬上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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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形状》，纪录片，[荷]赫尔穆里奇导演，印尼语，2004年

常常感觉看过一本好书、看过一场好电影、认识一个好朋友、去过一个好地方之后，会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形容。对《月亮的形状》这部纪录片来说，形容它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但我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描述来说明这种“好”。赫尔穆里奇作为屡获大奖、颇有理论创建和有多项充满智慧的发明创造的优秀导演，在对答中给人一种平和的印象。《月亮的形状》在技法上足以让普通观众积累下很多难以忘怀的镜头记忆，在情节上，尽管有人认为也很单薄，但其中淡淡流淌的感情还是能明确地看出来。
　　
原来，在雅加达和克里米鲁拍摄的《月亮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赫尔穆里奇的印尼血统和语言基础。我们在画面中看到大片的贫民窟、简陋的清真寺、眼中迷离的普通民众和一望无际的稻田，以人口众多但经济贫困而闻名的印尼，也以其宗教上的开放而闻名。宗教差异也是本片的源起。尽管“月亮的形状”这一片名似乎与新月状的穆斯林标志有关，但全片中的宗教冲突却没怎么显现出来。老妇人的儿子巴提想娶信奉回教的女子为妻，自己就不得不放弃信奉基督教。看起来老妇人在婚礼上抚摸着儿子的头时痛哭流涕，可亲情在这眼泪中的比例一定大过宗教信仰。
　　
关于宗教这个主题，也可以在墙上的挂件中看出。赫尔穆里奇多次将镜头对准老妇人家墙上的挂毯、圣母画像和十字架等宗教物件，巴提虽然改宗，但他很明显是为了成婚才这样做，老妇人反倒阻拦他在婚后仍高挂十字架在门的上方。巴提对信仰的安排，基本以他自己的生活需求为中心，所以他会和母亲吵架时说“我是无神论者”。老妇人对神绝对是一番虔诚，小孙女泰莉则更喜欢记住圣诞节时的状态，或者喜欢圣像的美丽。靠在奶奶的肩膀上，泰莉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少女。老妇人无论在雅加达，还是在克里米鲁，都保持着对神的高度崇敬，她认为祷告能为家庭带来幸福，甚至可以让未知的人来赠送沙发，顶替被高利贷债主强行搬走的粉色沙发。这一点，巴提可是不赞同的。可见，宗教对人们的影响，并不是深入内心的，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公共仪式而存在。村人协力抬竹屋时齐唱回教圣歌，也是一个好例子。
　　
赫尔穆里奇对情节安排的用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宗教之上，生活这个主题更为强大而深奥。大火场景和山涧铁路桥场景都是如此，前者包含了太多人的表情和声音，后者则完全是一个人的征途，连危险都是只属于一个人的。雅加达与克里米鲁的比较，对老妇人极其重要，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她的晚年生活中的一次抉择。片子中感人之处并不在于拥抱或眼泪，依依不舍也并不让人非常难忘。反而是那些表现过程的部分，像爬火车、集体祷告、井中提水、旋转的梦境，更给人尝试理解片中人的空间。
　　
对雅加达贫民窟的关注，可能是赫尔穆里奇的一个思考起点。他也称，《月亮的形状》的后记、前传都在拍摄或制作过程中。虽然没有问出口，但赫尔穆里奇似乎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的纪录片镜头能帮助印尼的贫苦人民改变生活状况。应该说，描述精神与物质生活状态之后，镜头应该会对准这家人的成长，特别是泰莉，她弓手看月亮的动作好像就是对未来的张望。巴提或许仍是不羁男子，但他内心有一份坚强和执着，他的眼神时常告诉我们，他早已经想好了事情要怎么去做。如果能够看到他们以后的表情和动作，我们一定能够判断出，印尼社会到底是朝哪个方向在变化。更重要的是，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下，人是如何作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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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1999年，导演：杨荔娜

曾获1999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

2000年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老头》是这样一部片子：一群我们不熟悉的人，用我们不熟悉的语言，说着我们不熟悉的话题。老人，是一个几乎永远无法被充分理解的群体。似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到了暮年时，就跑过了头，不被理解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我们明明看到老爷爷们每天亲昵地坐在一起嘻骂打趣——他们彼此是理解的，我们则永远无法理解。

导演杨荔娜当时还叫杨天乙，是爷爷们都很喜爱的“小杨”。爷爷们对镜头毫不陌生，坐下便聊，还常跟镜头笑着打招呼。在镜头前，爷爷们彼此打着哈哈，开着玩笑；在镜头前，爷爷们操着底气十足的脏话，用力抒发着胸腔中的老气。套着粉色大棉袄的小朋友走着企鹅步慢慢晃过，穿着白大褂的剃头匠抢走爷爷坐的破沙发被臭骂。一起拔荒草烧出一片空地，作为晒太阳的根据地；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寸照片，还互相比照得好不好看。老人们有着共同的美好世界，尽管这个小世界时不时受到疾病、伤残和死亡的威胁。

杨荔娜说，老人们其实最怕的是死亡。每天推车出门的宋师傅说，自己要是能活到200岁多好，这是句真格的心里话。在大风雨中摔倒受伤、治愈出院以后，宋师傅跟老头们说五天的住院费高达12000元；有老头说“老宋说话没个准”，果然，宋师傅下次来时改口说四天的住院费24000元。没改的是说“一个大夫没见着，都是护士，一个过30(岁)的没有。”片子的最后，老头们知道宋师傅死了。他们说，“老宋回老家了”。这个家，谁也不愿意回。

跟这种“回家”有关的事儿，当然谁也不愿意沾。老头中的“核心”曹师傅在片子前段，眼泪汪汪地挽留可能被子女送走的老伙伴。对老人们来说，孤独是最可怕的事，孤独使他们感觉自己就要“回家”了。过年之后，曹师傅在墙根底下一个人哭。老伙伴来问，他说“儿子不让我出门，我在家闷”。影片结束时有观众朋友问杨荔娜“您觉得对老人好要用什么方式？”答曰“你爱他”。要知道这一个简单的“爱”字，难倒多少老少儿女！千千万万儿女对这一个“爱”字的不妥当解释，为最害怕孤独的老人带来了多少痛苦！没办法，这个提问也恐怕只有这样回答。儿女要悟的东西太多，老人却早已没有能力逼他们悟到正确的东西了。如此这般，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老头们，怎能不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呢。

曹师傅病愈，能下楼了，但是还走不远，不能去“老地方”跟大家坐在一块。老头们看见了曹师傅，兴奋地一齐颤巍巍跑过来拥抱。老头们简直是为彼此而存在。他们都熟悉了隔三差五“忽然少个人”的状况，除了叹息，还能做什么呢。一户老两口是杨荔娜当时的舍友，老头老太太吵嘴不停，起初是说工厂待老头不公，后来是上医院看病的事儿说不拢。没停了吵，没停了骂，骂到离婚，又吵回到“我还要你呢”。这一辈子，怕是如此这般无数次了吧。老太太病得下不来床时，坐在被窝里大哭。老头照顾老伴很细心，终于到了来年夏天，俩人能一起下楼晒太阳了。骂归骂，老头可不能没有老伴，对方的存在就是自己好好撑下去的最大理由。

我问杨荔娜，为什么片子里没有一点年轻人和老头们之间的镜头？她说，从老头们的对话中，已经知道年轻人在哪里了。没错，年轻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老头们都知道，只有年轻人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在那里。脱下观众的身份，让我们想一想吧，我们中有几个人懂得应该让自己站在老人生活中的什么位置呢？我们以为我们在不断地揣摩他们的老性子，想着千奇百怪的花哨的“孝敬”的办法，其实老人们需要的就是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想。老头们为什么对伙伴们都这么亲呢？因为他们都理解对方心里头关于生死和过日子的方式。老人们需要空间，让自己多发一些牢骚，多发一些脾气，因为他们正常生活的空间已经岁月被挤压得太狭窄了。如果我们再去挤压他们，他们就真的想赶快“回家”了。

杨荔娜坦言9年前的这部片子剪接显得非常稚嫩，但她更羡慕自己当时具有的纯真的创作状态。在话剧团工作时甚至屡屡被领导和同事视为“不务正业”，她依然坚持着把镜头对准老人。能坐到老头身边，和他们一起数岁月的年轮，对普通人来说，实属不易。而杨荔娜对老人生活状态的展示，给我们更多人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她并不是在用镜头教育我们，而是希望我们在看罢片子之后，能主动去老头们身边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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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之歌》，陈晓卿/马伟平导演，中央电视台摄制，2007年12月上映。

我的家乡在长白山张广才岭东麓的牡丹江，在大江的拐弯处，郁郁葱葱的青山环抱着小城，几乎每个牡丹江市民都有在松林中嬉戏玩耍的童年记忆。离开家乡到南方生活数年，我对森林的留恋丝毫未减。有一年冬天坐汽车沿绥满公路回家，途中有一个很长的直道下坡，车拐过来之后眼前豁然开朗，青山白雪壮丽巍峨，真的如同张开怀抱欢迎游子归来。真实中国·影院计划今年放映的第三部影片是《森林之歌》，这令我这个山城的孩子兴趣十足。还有的朋友是很喜欢导演陈晓卿先生的作品，于是一同去了新天地UME国际影城。

《森林之歌》这部片子有11集，拍了四年，拍摄范围几乎包含了我国所有的主要林区，甚至有海南海底的红树林，不能不说是鸿篇巨制。查了央视网站才知道，片子在去年12月已经播过一次，可惜我那时不知道。此番可以看到合计80分钟的节选版，能小过一把瘾。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物种繁多，我从小随祖父学地理，了解一些知识，但毕竟还没有机会踏遍祖国各地看遍胜景，观察生物就更谈不上了。反映森林中的生态环境、动植物生活状态，应该是本片的基本目的。

11集片子除两集是“政论篇”即讲述森林与人类的关系之外，其余9集构成的“自然篇”完成了全景式描述中国森林生态环境的任务。陈晓卿导演负责拍摄的就是“自然篇”。我们观看的是第八集《竞生：雨林回响》和第四集《家园：云横秦岭》两部，前者的主角是海南岛热带雨林中生活的黄猄蚁，后者则以生活在秦岭的金丝猴部落为主角。

“森林之歌”是一首合唱曲目，动物唱一个声部，植物唱另一个声部。动物之歌旋律更活泼些，植物之歌则多轻盈平静。在雨林中，生态结构严密，地面几乎全部被植物遮挡而得不到阳光。青梅种子从树上落下后沿溪流奔走，被抛到岸上后开始吸收养分、生根发芽，但想获得阳光的滋润，它们还需要好运气。一棵老树倒下死去，使雨林上空露出了一片阳光，幸运的种子会接受到热量，茁壮成长。

与植物不同，黄猄蚁的生活需要主动，他们是很团结的物种。黄猄蚁出门捕猎时擅长团队作战，彼此之间密切配合，咬住猎物身体后会喷出乙酸使猎物麻醉，之后便分工将猎物大卸八块或整个拖走。满足这个体态微小的食肉动物的生存需要，还必须仰仗更多的激烈战斗，这时就会有牺牲，而生还的黄猄蚁战士还会仔细寻回战友的遗体带回家埋葬。

大雨过后，雨林生机重现，黄猄蚁勤劳地扩建巢穴。家族要繁衍生息，而交配生育率完全建立在数量优势基础上。白蚁的“婚飞”浪漫而壮丽，却仍避免不了残酷的一面——没有成功交配的白蚁会被蟾蜍、蜈蚣等天敌吞吃。森林中的生物们遵循古老的食物链循环维持着生态的平衡，它的背后是一种人类不易理解和认同的命运模式。

在秦岭，四季分明，夏季大雨滂沱，冬季冰封落雪。松鼠、熊猫、野牛、金丝猴等动物在此安居乐业，森林提供给他们居所和食物。主创人员在此编织了一个故事，金丝猴家族的首领“甲板”与第八个妻子“圆圆”和圆圆的幼子“小圆”全家上演了一出侠骨柔情。公猴群中的“八字头”年轻力壮，觊觎猴群领袖大位已久，他几次挑战甲板，最终成为猴群的新领袖。这场以“家园”为主题的故事不仅有战争，还讲述了年轻母亲的心酸。圆圆第一次生育，缺乏经验，对小圆过于溺爱，终于使这个身体瘦弱、求生本领不强的小猴夭折。

感人的情节在放映结束后得到了陈晓卿导演的解释。一个小女孩向他提问小猴为什么死不瞑目时，他告诉观众们，动物学家说金丝猴的第一胎都很难存活，就是因为猴母缺乏带孩子的经验。了解这个知识之后，剧组确定了情节，在小猴夭折时，母亲圆圆和当时已失去首领位置的父亲甲板依依不舍。母猴甚至不知道小猴的死亡，仍抱着它长达一个月之久。这段时间里，甲板也静静地守在附近，直到圆圆终于离开小圆的遗体。我们这才知道，自然题材纪录片的情节设置，需要人为编制剧本，再去安排镜头。

在对话环节中，陈晓卿导演讲到高木平直的《大白鲨》有很多镜头是在鱼缸中拍摄的。对普通观众来说，这也许不易理解。陈要传达给观众的是一个自然题材纪录片拍摄的原则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范围内，制作团队合理地安排故事情节以吸引观众，并在拍摄过程中积累足够的素材。

陈晓卿导演用“酸甜苦辣”四个字来形容拍摄《森林之歌》的感触。“酸”是经费有点少；“甜”是在森林里使创作人员身心放松；“苦”是拍摄的过程有点苦；“辣”是片子向外国同行学习的过程中还有差距，经常收到同行和观众的中肯意见，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四年耕耘的成绩，能够使观众有一个新的渠道去了解中国的真实生态，倡导大家爱护自然，着实不易。

如有机会，我当然要完整地观看《森林之歌》，特别是要看讲东北森林的第五集《雪国：北国之松》。也希望广大观众多多关注真实中国·影院计划，关注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也感谢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和新天地UME国际影城的工作。